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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必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發布時間: 2018-11-21 來源:王珺

中共廣東省委十二屆四次全會指出,廣東要在加快構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製機製上走在全國前列,必須建立健全資源高效配置的市場機製。那麽,高質量發展與資源高效配置是一種什麽聯係?4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過程對我國的資源配置效率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下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點在哪裏?從理論與實踐上梳理這些問題,對於推動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資源配置效率對全要素生產率有著根本性意義

資源配置效率、技術創新效率與組織管理效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三大動力來源,其中資源配置效率對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根本性作用。

市場機製作為資源配置方式,是由價格與供求等的競爭性互動構成的。理論與實踐表明,曆史上沒有一種方式比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上更有效。這種有效性集中體現在資源配置效率上。正是基於這一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資源配置效率、技術創新效率與組織管理效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三大動力來源,由於資源配置效率是實現技術創新效率轉化為經濟收益的保障,也是組織管理效率改善的前提,因而它對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根本性作用。可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必須要解決好資源配置效率問題。這就需要搞清楚資源配置效率的含義與實現條件。


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依賴於資源的市場化流動

資源配置效率就是通過市場化流動將資源配置到單位收益最大化的領域與部門。隨著資源從低收益部門向高收益部門轉移,低收益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會收縮,高收益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會擴大,經濟結構會沿著優化的方向變動,高質量經濟增長就有可能實現。

資源配置效率是在市場機製作用下資源從低收益部門向高收益部門轉移,通過這種市場化流動,在微觀主體實現收益最大化的同時,宏觀經濟結構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即低收益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收縮,高收益部門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相應擴大,從而促進經濟結構優化,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從這個含義中看出,即使沒有新增投入,隻靠存量資源按照這種市場機製流動,也能推動經濟有效增長。比如說,假設社會存在兩個部門,一個部門是1萬人,勞動生產率是10萬元,工人人均工資水平是1萬元,該部門產值是10億元;另一個部門也是1萬人,勞動生產率是5萬元,工人人均工資水平是5000元,該部門產值是5億元,兩個部門總產值是15億元。假設其他因素不變,如果第二個部門因工資水平偏低而有2000人流到了第一個部門,第一個部門的勞動力增至1.2萬人,再假設第一個部門增加了設備與資本投入,致使勞動生產率不變,這樣,第一個部門的產值變成了12億元,第二個部門則因勞動力減少而使產值變為4億元,兩部門的產值之和為16億元。顯然,在沒有新增勞動力的情況下,僅通過勞動力存量的流動,產值就增長了6.7%。這就是資源配置效率改善導致經濟結構優化,推動經濟增長的結果。這就是資源的市場化流動帶來的配置效率改善。隻要在產業之間、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存在著資源要素的收益率差距,就存在著市場化流動的可能性(為便於分析,這裏用部門作為產業、地區與企業等領域的一種統稱)。


資源的市場化流動取決於兩個實現條件

資源的市場化流動,有兩個條件缺一不可,一是部門之間存在著資源收益率差距,二是存在著適合資源市場化流動的體製環境,即低門檻、寬領域、多方式、嚴監管。

資源配置效率的含義具體包含了兩個實現條件。一是部門之間存在著資源收益率差距。這決定資源為什麽會流動以及往哪裏流動的問題,就像水流要以落差為前提一樣。沒有這種部門之間收益率的差距,資源的市場化流動就缺少了動力與方向,就不可能產生資源的市場化流動。二是存在著適合資源市場化流動的體製環境。這決定資源能不能有效流動的問題。適合資源有效流動的體製往往有幾個特征:一是低門檻,即資源要素進入新部門與退出原有部門的成本都較低。如果退出與進入成本過高,諸如手續繁雜、資源轉手需交納的費用多與行政審批流程時間過長,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部門之間存在著收益率差距,資源要素也是流不動的。二是寬領域,除了關係到國防、安全等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外的所有行業都開放準入,即“非禁即入”。實踐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準入的領域越廣泛,資源要素配置的選擇性越大,可動員的民間資本就越多,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間就越大。三是多方式,不同所有製經濟主體之間以兼並、收購、參股、控股、租賃、承包與托管等方式相互進入與退出。四是嚴監管,包括準入後的監管規則、法律依據與違約處罰等。總的來說,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依賴於資源的市場化流動,而資源的市場化流動取決於兩個實現條件,這兩個實現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一個社會隻有部門之間的收益率差距而缺少相適應的體製環境,諸如資源流動成本過高、阻力過大等,那麽,資源是流不動的。反過來,隻有合適的體製環境而部門之間收益率差距不大或者說大體均衡,那麽,資源主體也是沒有動力進行流動的。


加快發展具有高技術含量的高收益部門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關鍵

許多具有高技術含量的新項目尚未變成高收益的部門,許多高收益部門也未成為產業新支柱,加快發展具有高技術含量的高收益部門是當前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的關鍵。

從上述兩個實現條件相匹配的視角觀察我國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可以把我國經濟建設與改革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前的計劃經濟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工農業產品之間、工人與農民的收入水平之間都存在著明顯的收益率差距,這種差距主要是由兩個方麵因素形成的,一是工農業之間在勞動生產率方麵存在的明顯差距,二是國家計劃確定的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本來這種部門之間收益率差距提供了資源流動的激勵,但是受到行政性限製,資源要素等不能市場化流動,導致部門之間收益率差距的長期存在,資源配置效率難以改善。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頭10年的30年。改革開放開啟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序幕,隨著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我國漸進地放開了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市場準入的行業領域不斷擴大,通過對外開放,與國際市場聯係日益緊密。在部門之間存在著明顯收益率差距的情況下,這種市場取向的體製變革極大地促進了資源的市場化流動。以勞動力為例,大量農村勞動力從相對較低收益的農業部門流入城市與工業部門,不僅大幅度地提高了農村勞動力個人收入,也極大地改善了勞動力配置。此外,土地、資本、自然資源等市場化動員與再配置都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回顧40年來的體製變革曆程,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還不完善,資源要素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自主流動的製約因素也不少。但是,逐步放開資源的流動限製極大地促進了配置效率改善,推動了經濟結構優化,從而實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

第三個階段是2010年以來我國進入經濟轉型升級的新時期。特別是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後,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特別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麵,許多過去曾是價高利大的高收益工業部門已經變成了微利部門或不盈利的部門,個別部門還出現了行業性虧損。另一方麵,適應高質量需求的高收益部門諸如新經濟、新產業與新商業模式等不斷湧現且伴隨著技術進步日新月異。但是,許多具有高技術含量的新項目尚未變成高收益的部門,許多高收益部門也未成為產業新支柱。傳統部門之間的收益率差距縮小了,但是以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門引領的部門之間收益率差距還沒有完全顯示出來。所以,加快發展具有高技術含量的高收益部門是當前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的關鍵。


深化改革路線圖

第一步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充分動員分散的民間資源,第二步將動員起來的資源更好地引導到創新活動中去,第三步推動創新型企業實現高收益,進而將這些高收益部門轉化為新支柱產業。

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一方麵,資源配置效率取決於資源的市場化流動,而資源的市場化流動是以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門為前提的。另一方麵,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門也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大量的資源流入的結果,隻有更多的資源流入創新活動,才能推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收益部門加快成長。這兩者之間似乎陷入了互為因果的循環。我以為,前一個方麵反映的是一般情況下的市場經濟邏輯。後一個方麵反映的是經濟轉型升級時期的發展邏輯。當前我國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培育與推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產業發展是重中之重,而這些新產業成長是建立在大量創新型企業成長基礎上的,這些創新型企業離不開創新資源的大量流入。創新資源的流入又取決於市場環境的吸引力。這就找到了我國深化改革的出發點與路線圖,具體來說,第一步是如何通過改善營商環境來充分動員分散的民間資源?第二步是如何將動員起來的資源更好地引導到創新活動中去?第三步是如何推動創新型企業實現高收益,進而將這些高收益部門轉化為新支柱產業?

首先,大力改善營商環境,使民間資源能夠充分地動員起來。改善營商環境是當前深化改革與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因為有效的營商環境是資產轉化為資本的製度基礎。近年來,我國加大了改善營商環境的力度,如降低準入門檻、放寬進入領域、擴大開放力度等。實踐表明,營商環境的改善與新增企業數量之間形成了明顯正相關關係。當然,放開市場準入,並不等於一放了之,而是監管方式發生了變化,即政府把事前管控與審批變為事中事後的有效監管。當前我國營商環境處在全球中等水平,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動員資源的潛力仍然很大。重點是在轉變監管方式上下功夫。

其次,通過有效的引導,使資源更多地流到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創新活動中去。與一般經濟活動相比,創新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因而容易出現民營經濟對創新投資不足。所以,有效的社會引導是必不可少的。這包括了五個方麵,一是扶持。這種扶持體現在創新鏈的各個環節上。二是合作。如通過搭建各種平台,促使社會上不同資源整合,如企業家之間、企業家與投資者之間、企業家與科學家之間的股權合作等。三是基礎。一個社會公共性知識越豐富,轉化、應用於創新的可能性也越大,這需要政府加大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投入。四是流動。創新需要更便捷的交流、聚集、交易與流動,缺乏這種環境,創新就受到製約。五是激勵。創新更多地靠人力資源,吸引人力資源靠的是創新項目的商業化預期。所以,以股權方式激勵,促使“技能溢價”並共擔風險,成為創新活動的基本製度安排。缺乏這五個方麵的引導,即使資源可自由流動,也不一定流向創新產業。

最後,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加快創新型企業成長為龍頭企業,促進高收益部門加快成長為新支柱產業。進入市場的創新型企業往往需要通過並購與重組來盡快地實現擴張。全球500強企業成長的經驗表明,幾乎沒有一家500強企業是靠自我積累實現規模擴張的,借助資本市場的並購重組是這些創新型企業實現規模化發展的有效途徑。當前要加快資本市場規範化發展,同時,大幅度降低並購重組中的製度性交易費用。並購重組是一項資產交易活動,諸如參股、入股與控股等,在這種活動中,如果定價不清楚、不確定,或者在股權合作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糾紛而不能及時通過法律程序加以解決,或者解決這些問題所花費的時間過長、交易費用很高等,那麽,產權交易與股份合作就會受到製約。在我國經濟轉型進程中,降低產權交易中製度性交易費用的空間還是很大的,比如說,進一步簡化上市公司並購重組的行政許可,進而降低股權轉讓中的交易費用,消除跨地區、跨行業與跨所有製之間並購重組的障礙,實行並購重組股份協商定價,豐富並購重組的支付手段等。

(作者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廣東經濟學會會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轉自南方網20181029